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提档升级的关键期,产业结构升级、经济数字化转型带来了用工需求的改变,对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据教育部等3部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2025年的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高技能人才培养滞后、人才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
黄炎培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作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和推动者,他主张的“以人为本、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对新时代高素质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也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促进创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探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路径开辟了广阔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一项重要课题。11月21至22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主办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2023学术年会在武汉市举办,来自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企业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围绕“大职业教育主义与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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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2023学术年会期间,中华职教社理事长郝明金考察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电商直播实训基地。
坚持系统观念 强基固本科学推进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中,职业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力度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斐然:职业教育专业更新幅度超过70%、高职学校招生人数接近翻倍、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量年均增长8.6%、中高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累计培养毕业生7900多万人、在海外建立27个“鲁班工坊”……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约1000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
“职业教育对国家实体经济和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度和贡献度是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但从目前看,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仍相对薄弱。”中华职教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马树超在年会上作专题报告时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清楚看到,目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困境就是结构失衡。一个国家和社会,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我们迫切需要坚持系统观念,推动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在马树超看来,高职教育具有跨界属性,其高质量发展比较复杂,只有深刻认识其丰富内涵、多维度把握其价值意蕴,才能科学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马树超认为,高职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科研与服务能力,要发挥高职院校布局优势,创新教师科研激励机制,完善产学研创服务平台,为实体经济和新型工业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等提供科技研发服务,发挥更大作用。要协同推进高职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服务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上超前布局,持续激发优质院校存量与增量活力并重发展的系统观念,持续探索优质资源导向与需求导向并重的思路,稳步推进高职本科院校建设,增强高职教育整体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具备规模优势,但是存在质量瓶颈。”对于马树超的观点,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委员、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德仁深表赞同,“我们亟须从技术赋能增值、标准提质培优、赛证引领发展、科研促进创新、文化内涵发展五个方面强基固本,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长期研究并践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顾德仁表示,黄炎培认为办职业教育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这种“大职教”思想契合了当代高职教育行业性、开放性的特点。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如何实现职普融通、产教融合,仍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回溯过往,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理性成分,无疑具有资鉴功用。
顾德仁表示,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黄炎培当年沟通整个产业界的开拓精神,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形成中高职贯通、普职贯通的培养体系。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因地制宜创新各类激励办法,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校企双向交流、共建教师培养基地。实施好“双高计划”,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优化完善教材和教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培育学生工匠精神,养成精益求精习惯,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提高职教教师队伍素质,建设高质量的职教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教师杨丽娟认为,职教教师的培养要有科学的课程体系和教材、教学设施设备、辅助性的教学资源,以及评价内容与策略的选择等,这些都要本着能够实操的原则予以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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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2023学术年会分议题研讨会会场
创新校企合作 构建产教命运共同体
学生们在操作台上头戴VR眼镜,手拿电子交互手柄,通过VR模拟,扫描包装箱上的条形码,获取商品信息后放入对应的中转箱,再放置在传送带上……走进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物流学院VR智能物流实训室,与会代表们看到,学生们正利用VR智慧仓储实训系统进行转包装作业实训。在VR智能物流实训室楼下,物流流程再现实训中心更像是一家物流企业仓库,分拣机器人、叉车、货架一应俱全。
据了解,这种“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训场所,在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的各个学院都有。产教融合,特色立校;课堂有车间,车间有课堂……近年来,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主动适应新业态、新技术、新岗位,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深入实施“融通计划”,探索产教融合新路径。
“产教融合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产业相对接为根本,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关键渠道,也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路径。”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校长周慎在专题研讨中表示,产教融合将产业融入教育、学校和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可以将产业一线最新的技术、研发、创新、理念等注入到职业教育的课堂当中,同时还能让学子深入一线,把知识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用实践来检验自身素质,是职业教育发展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
不过,周慎也坦承,产教融合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也是阻碍丛生,存在来自多方面的发展桎梏。“从学校角度来看,学校部分教职工还因循守旧,事无先例不愿为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企业角度来说,部分企业缺乏对校企合作的相关国家政策了解,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从政策端来说,国家层面缺少关于校企合作的操作细则,致使公共政策的落地较难、实际收效甚微。”
产教融合应该怎么做?在周慎看来,实现产教深度融合,要以产业需求为逻辑起点,对接产业需求来开设课程、考核评价,从而实现以产促教,以教促产。同时,要以“政行企校”为多元主体,以岗位学习为主要途径,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产教融合解决的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问题。”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庄西真认为,与普通教育的产教融合不同,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面向的是技术转化和实践环节的研发和人才培养,其目的在于解决从科学研究向生产生活应用过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只有通过产教融合,才能为职业教育办学提供知识来源,夯实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存在合法性。他表示,人才供需、技能练习和资源统筹是职业院校与相关行业企业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交叉点,产教融合工作都应围绕这些交叉点展开。
“未来的产教融合应以构建产教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尤其是要在制度层面破解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等产教融合的顽瘴痼疾。”庄西真表示,“产教融合归根结底要学校和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创新,良好的制度环境很重要。这不仅需要政府一系列的‘松绑’‘让利’政策,也需要职业学校了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象,考虑每个合作方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划定制度创新的空间和边界,创造性地开展创新职业院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各方面的合作。”
“产教融合能够帮助职校学生找到就业的突破口,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四川省中华职教社主任王小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教育观念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教融合对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性。“产教融合可实现各阶段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加强全程育人的连贯性,让职业院校学生就学就业过程中有规划、有指导、有过程、有结果。”
因此,王小晴建议,职业院校要做好产教融合中的自身定位,把和普通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区分开来。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定位,应是聚焦技能人才的培养,聚焦生产力要素中“人”的要素,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职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要加强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挑战下如何通过产教融合实现积极应对。在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对职校毕业生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机器人更加普遍运用带来岗位替代,导致对产业工人需求的减少等。因而,职业院校需要通过产教融合,持续优化专业设置,努力提高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同时,职业院校可直接邀请企业全过程参与人才培养,特别是在实习实训上,学校应要求学生在企业等真实场景中实习超过一定时长以及修满相应学分。此外,职业院校可以与企业共同承担产业研究与科研项目,通过共同研究解决行业面临的问题,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聚焦“德技”双修 优化涉农专业设置
“很多同学毕业后都不吃农业这碗饭。”北京房山区的张艳去年从一所涉农职业院校毕业,现在却从事着与农业毫无关联的销售工作。在她看来,学农业的大多都不会,也不愿意种庄稼、当农民。“回到农村多苦呀,收入也少。”张艳说,现在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更多,择业面更大,“就像同学所说,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考进了城里,当然不肯轻易再回去”。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院长范双喜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
在专题讨论中,范双喜表示,全国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全国1.23万所职业院校开设的1300余个专业和12万余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乡村振兴各个领域。相较于普通高校学生,涉农职业院校或专业毕业生更应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一群体“离农”现象仍较为突出。
“尽管涉农院校有培养能力,但学生选择涉农专业的人数不多,即使在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下学习了涉农专业,但很多又通过转专业、升学等方式离开,毕业后也大多不愿从事农业农村工作。”范双喜说,“农业后继者培养乏力,难以满足乡村振兴人才需求。”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生活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范双喜表示,农业职业教育要立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之功能,主动担责、主动融入、主动升级,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产业是核心,教育是基础。”滨州职业学院院长申保忠表示,农业职业教育作为整体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能够扎根农村、愿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型职业农民和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但是,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农村生产力发展与人才供求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肩负着人才培养的农业职业院校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申保忠建议,农业职前教育应及时根据农村新产业的发展,积极主动适应乡村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康养服务业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求,拓宽农业传统学科的专业边界,创新专业建设机制,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的专业体系。同时,对传统涉农专业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农村新业态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培养乡村全产业链技术技能人才。
此外,申保忠还建议,建立服务乡村振兴的农业职业教育多维协作机制。“单个职业院校难以从时间和空间上准确分析产业链,难以从教育深度和广度上整合区域产业结构,难以将农业职业教育的教育链与地方经济的产业链整合,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合作联动机制,整合教育链和产业链,在政府的引导、支持及企业的深度参与下,有效地促进和鼓励农业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只有保证农民的健康,才能助推乡村振兴。但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医疗卫生人才“下不来、留不住”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高素质医学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院长沈曙红表示,卫生健康类高职院校应始终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将乡村振兴的理念融入培养全过程,加强服务基层的思想教育,引导学生转变“厌农、恶农”思想,形成正确的农村发展观,进而涵养并推进乡村振兴的家国情怀。要探索建立学科专业发展的医学实践体系,将学校的优势和乡村的实际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开展多元化的基层医学实践。
“培养一批名将,守住一方绿水青山,带动一方共同富裕。”广州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李明根表示,要做好乡村振兴,优质职业资源必须要下到基层乡村里,因而,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投入,强化人才振兴顶层设计,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全面、系统推进乡村产业链、民生链、治理链、创业链人才培养培训工作。职业院校要增强涉农师资力量,通过进一步强化与乡镇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的合作,强化现有师资力量。
此外,李明根还表示,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政策保障着手,增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服务的意愿,同时驱动职业院校主动回应并融入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要完善农村创新创业政策,增强农村创业吸引力,尤其是要把大学生就业创业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完善日常性帮扶措施,全面释放农村创新创业活力。